毛泽东十分重视讲真话问题，在他看来，讲真话，就是讲实事求是的话，实事求是地讲话，不仅关乎学风是否认真、严肃，文风是否清新、求实，更关乎党风是否端正、健康，甚至关乎党的事业的兴衰成败。

　　提倡“不说大话”“实意做事” 

　　青年时期的毛泽东重视对实事和真理的研究，强调办事情和做学问要从实际出发，“踏着人生和社会的实际说话”，“引入实际去研究实事和真理”，“实意做事，真心求学”。由于出身农家，来自底层，重劳动、讲勤苦、求实效的观念，自然而然地成为他的人生信念。

　　在早年办报的革命实践中，毛泽东就十分注意用事实说话，以理服人。1919年，他就如何改进《湖南通俗报》发表意见说，要根据事实说话，不可专谈空洞的大道理。1925年12月，他在《〈政治周报〉发刊理由》中鲜明地指出：“我们反攻敌人的方法，并不多用辩论，只是忠实地报告我们革命工作的事实。敌人说：‘广东共产’，我们说：‘请看事实’。敌人说：‘广东内哄’，我们说：‘请看事实’。敌人说：‘广州政府勾联俄国丧权辱国’，我们说：‘请看事实’。敌人说：‘广州政府治下水深火热民不聊生’，我们说：‘请看事实’。”他把“用事实说话”作为《政治周报》的工作原则。

　　在建党初期，党内教条主义盛行。对于教条主义及其危害，毛泽东有深刻感受。1930年，他在《反对本本主义》一文中批评了那些“不调查、不研究、提起笔来‘硬写’的宣传家”，认为“成天地闭着眼睛在那里瞎说，这是共产党员的耻辱”，并提出“没有调查，没有发言权”的著名口号，号召党员干部迈开双脚，学孔夫子的“每事问”，扎扎实实地做点调查工作。

　　“不偷、不装、不吹” 

　　在1945年4月的中共七大上，毛泽东向大会作了口头报告，并专门提出讲真话的问题。如何才能在学风、党风、文风方面做到讲真话呢？毛泽东言简意赅地归纳为三点：“不偷、不装、不吹”。

　　第一，哪个同志讲的就是哪个同志讲的，不要偷。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，一些教条主义理论家对马列主义只是抽象地无目的地研究，对其思想精髓只是一知半解，甚至不求甚解，但又喜欢把文章当作“吓唬工农干部”“吓唬天真烂漫的青年，把他们充当俘虏”的工具。因此，毛泽东大声疾呼：“马克思的就是马克思的，恩格斯的就是恩格斯的，列宁的就是列宁的，斯大林的就是斯大林的……哪个同志讲的就是哪个同志讲的，都不要偷。”要写出好文章，关键在于“凭客观存在的事实，详细地占有材料，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，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”。

　　第二，我们党内不允许装。毛泽东向全党发出号召，任何机关做决定、发指示，任何同志写文章、做演说，一概要靠马列主义的真理，要靠有用。应该老老实实地办事，对事物有分析，写文章有说服力，不要靠装腔作势来吓人。他指出，有的人喜欢装腔作势，原因就在于自己的胆怯，而这种胆怯，究其原因在于对马列主义不知道或者知之甚少，但这都不要紧，关键在于要抱着老老实实的态度去学习、钻研马列主义。

　　第三，不要吹，要报实数，“实报实销”。他明确要求，不仅要客观反映自己的成绩，而且要敢于将工作中的缺点向大家公开出来，如果有，就来打扫一下，洗干净，扫除官僚主义。

　　“干劲一定要有，假话一定不可讲” 

　　毛泽东对“大跃进”运动中浮夸风的盛行非常怀疑和担心。他针对浮夸作风提出，“要搞具体措施。要看结果，吹牛不算。不要浮而不深，粗而不细，华而不实”，并严肃批评了造假现象，“我们对各项工作、各种典型，要好好检查，核对清楚，有的是假博士、假教授、假交心、假高产、假跃进、假报告”。他主张，面对眼花缭乱的实际情况要保持冷静的头脑，争取听到基层干部和群众真实的想法。毛泽东曾找吴冷西、田家英谈话，想派他们到地方去作一次短期的调查研究，并告诫他们：下去调查，“不要各级领导作陪，要找生产队长就只找生产队长，不要公社书记、大队长参加，要找群众谈话就不要找干部参加，要找县委书记也只请他本人来谈，因为人多了谈话就有顾虑……总之要了解各种人的真实想法”。

　　在全党开始纠正已觉察到的“大跃进”运动“左”倾错误的大背景下，毛泽东连发六篇《党内通信》，来探讨“大跃进”运动、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存在的问题。在最具影响力的第五篇《党内通信》中，毛泽东向干部群众推心置腹地谈了讲真话问题。这封信很特别，写给省、地、县、社、队、小队六级干部，一直捅到最基层。他语重心长地告诫各级干部：“包产能包多少，就讲能包多少，不讲经过努力实在做不到而又勉强讲做得到的假话。”在这里，他给我们留下了两句“讲真话”的至理名言，一句是“老实人，敢讲真话的人，归根到底，于人民事业有利，于自己也不吃亏。爱讲假话的人，一害人民，二害自己，总是吃亏”，另一句是“干劲一定要有，假话一定不可讲”。

　　从制度上确保形成良好氛围 

　　讲真话问题看起来不是什么大的理论问题，却成为影响生产建设的要害问题之一。为了彻底纠正党内当时盛行的浮夸风等“五风”，毛泽东在1961年1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发表了“大兴调查研究之风”的主旨讲话，倡导全党开展调查研究。中央领导同志率先垂范，分赴各地进行集中深入的调查，倾听基层干部群众心声，这对于摸清经济方面的实情，作出正确的政策调整，克服严重的经济困难，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。毛泽东也结合“大跃进”运动的教训，进一步反思为什么有的干部群众不愿讲真话，不敢讲真话，思考如何才能从制度上确保形成讲真话的良好氛围的问题。对这一问题的思考，主要集中在1962年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上。

　　在刚开始的第一阶段里，一些地方同志在小组讨论中对省委领导有意见而不敢讲，不能畅所欲言。为此，毛泽东宣布，要大家出气，畅所欲言，把话说完，趁热打铁，延长会期。毛泽东说：“现在要解决的一个中心问题是，有些同志的一些话没有讲出来，觉得不大好讲。这就不那么好了。要让人家讲话，要给人家机会批评自己。你自己不批评自己，也可以，得让人家批评你。”

　　毛泽东认为解决说真话与听真话问题的正确途径在于，“要制定一整套的具体政策，就要作调查研究，就要走群众路线，就要认真实行民主集中制。民主集中制是一种制度，也是一种方法，就是要让人家讲话，要听不同的意见。”1月30日下午的会上，他语重心长地谈到：“不论党内党外，都要有充分的民主生活，都要认真实行民主集中制。要真正把问题敞开，让群众讲话，哪怕是骂自己的话，也要让人家讲。”“没有民主，意见不是从群众中来，就不可能制定出好的路线、方针、政策和办法。”毛泽东还批评了党内的一种现象：“现在有些同志，很怕群众开展讨论，怕他们提出同领导机关、领导者意见不同的意见。一讨论问题，就压抑群众的积极性，不许人家讲话。”毛泽东认为“最好的办法还是自己来批评自己”，“有了错误，一定要作自我批评，要让人家讲话，让人批评”。在这次会上，毛泽东向全体与会同志作了诚恳的自我批评。